案例主题:《诗经》
【案例描述】
《周颂·臣工》中写道:“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体现了“天地人物相统一”的传统农业思想。
《诗经·豳风·七月》曰:“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体现了选育良种、用地和养地的重要性。
《周颂·良耜》曰:“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种下好品种还需加以培育、管理,包括除草、培土、翻地、施肥、浇灌等,以最大可能提高粮食产量。体现了精心耕作技术的运用。
从《周颂·臣工》短短的几句诗中可以看到周王勉励农官们要“顺天守时”,提高粮食产量,祈求有丰收之年。在这过程中,周王甚至还将亲自下地视察秋收,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农业高度重视。从《诗经·豳风·七月》中不难看出看出,当时人们不仅知道选好种,还对早熟、晚熟等各种不同的品种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由《周颂·良耜》可见,周朝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趋于成熟、完善,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农业生产体系。高校是传承文化的圣地,高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衣村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如果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有计划地了解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将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衣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案例主题:神农炎帝尝百草
传说炎帝有一条神鞭,叫做“赭鞭”,用赭鞭逐一抽打药草。药草经过鞭挞,无论有毒无毒,或寒或热,各种性质都会呈露出来。他就依据药草的不同赋性,给病人治病。为了进一步辨识药物的性味和功能,便利于救死扶伤,炎帝亲尝百草,以身试药。他先尝甘草,味甘性平能泻火解毒;他又嚼乌梅,齿酸生津且涩肠敛肺;啮花椒而气开,啖辣芥则涕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平均一天之内,中毒十二次,幸亏他的身体玲珑透明,从外面即可看清五脏六腑,所以能够马上知晓中毒的部位,找到解救的方法。炎帝试毕百草药性,将温、凉、寒、热的药物各自分开,撰写成医书药方,以造福人类。
神农是伏羲之后的部落首领,被称为炎帝。神农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神农周游中国,采集各种植物,发现能治病的药材,并把有毒的挑选出来告诉人们,对中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神农尝百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试验品来检验数以万计野生植物的药性, 从中确定出各种具有特定药效的中草药, 并惠及身边的子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不怕失败和挫折。神农氏花费了很长时间和不懈努力,才发现了许多草药的功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探索和尝试新事物,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案例主题:舜耕历山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耕耘种植,在雷泽(今属山东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河南浚县)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山东兖州)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后来舜继尧之位成为上古五帝之一。
舜历山开荒,勤耕苦作。他把收获后的粮食供给父母,送给缺粮的人家。他还动员和引导别人到历山屋荒种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地教别人怎样屋荒,怎样下种,怎样护苗,怎样助长,怎样收获。除此之外,舜还经常性地帮助芳动力弱的人家芳作。由于舜的信导和示范,到历山开星荒地的人越来越多。由于舜的感召, 历山营造出一种友善、 温暖、互帮互助的氛国,大家和睦相处,都以舜为榜样,辛勤耕作,历山呈现出一派生机。舜耕历山的典故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人心,最核心的一点在于,这则典故蕴涵着一种极其高尚的政治精神——“让”。教育大学生孝敬父母、礼让兄弟、胸怀天下,善待百姓的高尚情操,让我们懂得了以德行走天下的道理。
案例主题:大禹治水
禹奉舜命治理洪水,与淮河流域部落结为联盟,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娶涂山氏女为妻的第四天就出去治水。为了治水,大禹曾三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降临的哇哇哭声。旁人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并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仍为人们所传颂。后来,人们常用“三过家门而不入”来表示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禹是治理洪水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躬亲劳苦,手执工具,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洪水搏斗。大禹治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重要作用。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依靠艰苦奋斗、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大禹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大禹治水这个故事不仅教育学生做事情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胸怀。同时也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不要一味的想着强硬处理,还要学会结合实际情况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案例主题:商鞅变法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经济领域商鞅主张重农抑商的上农思想、主张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急耕战之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具体政策:一、澄清吏治,保证农时;二、要禁制游学,使民众愚昧无知;三、重农抑商,禁止从事粮食贸易;四、禁止民众迁移,废除旅店。史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秦国的胜利,实际上是农业的胜利。民以食为本,食以粮为先。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不符当下时宜,但是在外敌林立的战国时期,却是最切合的做法,既能保障国计民生,又能保障粮食供给,对于富国强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商鞅变法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发展封建经济,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商鞅取信与民,厉行法治,赏罚分明,敢于同旧势力做斗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学习此类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通过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变法遭遇阻力的事件,培养学生是非分明、 爱憎分明的情感,让学生认识到改革也是需要勇气、需要付出的。
案例主题: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贾思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编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技术著作,是我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贾思勰,益都(今属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其祖上非常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之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
成年以后,他开始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书中内容涉及面极广,非常实用,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都有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详尽探讨了抗旱保墒的问题,论证了如何恢复、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选育良种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书中记载的蔬菜贮藏技术在我国北方仍被使用,9-10月间,在地上挖深约一米或更多(视贮藏量而定)的坑,然后把新鲜的蔬菜一层层摆在坑中,再摆一层放一层土,最上面留下一尺多全部用土盖好。这样,冬天取出来的蔬菜不失水分,和夏秋时的一样新鲜。
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关于植物生长发育和有关农业技术的观察资料。譬如:“种椒第四十三”中讲述了椒的移栽,说椒不耐寒,属于温暖季节作物,冬天时要把它包起来;又如“种梨第三十七”中说梨的嫁接“用根蒂小枝,树形可喜,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技,三年既结子而树丑”。书中还有许多类似记载材料,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栽树第三十二”中所述果树开花期于园中堆置乱草、生粪、温烟防霜的经验。书中认为“下雨晴后,若北风凄冷,则那天晚上一定有霜”,根据这一方法,人们可以预防作物被冻坏,从而避免损失。另外还可采用放火产生烟,从而可以防霜。
《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是我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系统性介绍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历史文化典籍,《齐民要术》的农学思想具有多个面向和指向。以“食为政首,安民足用”作为其政德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和现实目的,以“富而教之,诗书耕读”来教育后人,和睦宗亲,以“显发仁心,希慕贤哲”来处理基层治理和经济社会调控。三者共同构成了贾思勰以儒家仁爱为核心的政德观。
案例主题:韩滉《五牛图》
韩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为唐代宰相韩休之子。虽出身贵族豪门,却继承家父风范,为政清明,崇尚俭德,关心民生。《新唐书》载:“(韩滉)虽宰相子,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
韩滉经历唐玄宗至唐德宗四代,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在他入仕为官期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农业遭到严重破坏,赋税苛重,百姓深受其害。韩滉每到一地为官,都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垦田造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安抚百姓,储积谷帛,充实府库,减轻百姓税赋,组织百姓耕田栽桑,治水养鱼,和老农“共商癯田肥料”,促进地区农业发展。故其绘画作品多是描绘农耕生产、农家生活、田园风俗的情景。
有一年春耕之时,韩滉到田间巡视,见到遍地耕牛,有的在低头吃草,有的在田埂嬉戏,有的在小道上悠然慢行,有的在耕地犁田,纵趾鸣叫。睹此田园景色,他欣然提笔,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回府后反复修改润色,绘出形态各异的牛,倡导人们关注耕牛,重视农业生产,《五牛图》由此得来。元代赵孟頫赞其曰:“五牛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有人说韩滉之所以画五头牛,是寓指其兄弟五人的志向。学牛勤劳朴实、憨厚宽容、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甘做“老黄牛”“孺子牛”。《五牛图》蕴含的农耕情怀,从乾隆皇帝以及诸臣的题跋中也可得到印证。乾隆在《五牛图》卷首御笔题写“兴托春犁”四个字,意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寄托在春天的辛勤耕犁上。
《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韩滉的《五牛图》渗透着浓厚的个人情感,五牛寓指自己兄弟五人,以任重、 勤劳、温顺的牛的品性,表达爱同忠君的真情实感。五头牛似乎漫步在旷野里,第一头牛歪着头在灌木丛上蹭痒痒,左后腿还使劲顶着,好生动啊!第二头牛作昂首阔步状,追赶上来。第三头牛给了一个正面,正瞪眼寻找、张口叫唤小牛犊。第四头牛呈回首吐舌状,也许是天气热的缘故。第五头牛戴着深红色笼头,神情凝重,止步不前。五头牛的性情都很平和,温厚善良,不正是儒家讲求的温、良、恭、俭、让吗?《五牛图》的寓意在于把牛吃苦耐劳、朴实无华之品性发扬光大。
案例主题:陆龟蒙《耒耜经》
陆龟蒙,唐代文学家,江苏苏州人,出身官僚世家。陆龟蒙聪慧过人,从小就精通儒家经典,对《春秋》更有研究。早年的陆龟蒙热衷于科举考试,可是屡次考试总是名落孙山,他也就断了靠科举成名的念头。后来陆龟蒙跟随湖州刺史张博游历,并成为张的幕僚。他经常游历在苏州、湖州之间,在太湖之滨、松江之畔,写写诗、养养鸭、钓钓鱼、种种田、喝喝茶,最后在松江甫里(今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定居,过起了隐居生活,后人因此称他为“甫里先生”。
陆龟蒙的成就,主要是他的诗歌和小品文,是唐朝隐逸诗人的代表,他的隐士风范和田园情怀深得吴江人的尊敬。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陆龟蒙还是一位农学家,这源于他对农事的喜爱。他晚年编著的《笠泽丛书》,其中便有许多反映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的田家诗,如“放牛歌”、“刈麦歌”、“获稻歌”、“蚕赋”、“茶具”等。他喜欢养鸭,在吴江一带,陆龟蒙养鸭的故事在乾隆《震泽县志》和嘉庆《黎里志》等古代志书中屡见不鲜。“鸭栏帆影”是历史上的黎里八景之一,庙港陆家港上有座甫里桥,相传陆龟蒙由此出太湖捕鱼,而陆家港村则因陆龟蒙得名。
陆龟蒙所写的《耒耜经》是中国第一部讲述农具的专著。在《耒耜经》正文的开头,首先解释“耒耜”的含义。他说,“耒耜”是农书中的用语,是学名;人们习惯上把“耒耜”叫做“犁”。虽然《耒耜经》只有633字,但它记述了4种农具,其中对曲辕犁描述得最准确最详细,是研究古代耕犁最基本最可靠的文献。曲辕犁是唐代劳动人民发明的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推广应用,又称为江东犁。
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尤其适合江南水田耕作。这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犁田可以抑制越冬病虫,减少杂草危害,增加土壤养分,有助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此外,《耒耜经》中还对耙、砺礋、碌碡等农具略有描述。
陆龟蒙认为:人类学会种庄稼以后,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是不能离开农具的。如果一个人只会吃饭睡觉,而不了解怎样种庄稼,怎样用农具,就等于不懂人生的意义,就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他提倡上层人士向农民学习,学习农民的农业知识,学习农民的淳朴作风。因此他不仅学着去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而且还将在劳动中对农具的考查研究,写成了专论,传给了后代。他撰写《耒耜经》,就是为了使后人不忘掉这些在农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农具。正因如此,这部书成为我国问世最早、流传最广的农具专著,书中记述的4种农具从唐代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在江南农村使用,流传了一千多年。
据考证,《耒耜经》成书于公元880年左右。除了介绍农具外,陆龟蒙根据自己对“象耕鸟耘”传说的理解,对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提出了“深耕疾耘”的原则,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的推广使用,促进了太湖流域粮食产量的提高。一百多年后,苏州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始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农学家,陆龟蒙的贡献不仅在于农业器具方面,其他诸如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他呼吁保护渔业资源,在《南泾渔父》一诗中说:“孜孜戒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渔利,鱼亦未常耗。”陆龟蒙竭力反对“药鱼”这种既破坏渔业资源又损坏社会公众利益的做法,认为这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没什么两样。陆龟蒙极力提倡“种鱼”,采收鱼卵,远运繁殖,借以保护渔业资源。因此他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案例主题:徐光启《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后来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农政全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徐光启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可谓是“杂采众家”。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例如,他把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人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