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思想。它的诞生就像一盏耀眼的明灯，照亮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 最早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末，在被正式介绍到中国之前，已经用30多种语言出版了300多种版本。

       真正最早有意识、有目的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当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1896年 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并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理论，正像宋庆龄后来回忆的那样:那时孙中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还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是大量摘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宋教仁等人就曾在《民报》上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摘译过《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章节的内容，比如1906年1月， 朱执信以笔名“蛰伸”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评述。宋教仁也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上，第一次向国民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共产党宣言》的摘译介绍，虽然掺杂了许多曲解和误解的成分，但毕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提供了条件。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文章对《宣言》的介绍 虽然仍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了《宣言》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增加生产的能力，愈速愈妙”。五四运动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系统而简明的介绍。

       1920年2月下旬，年仅29岁的陈望道受《星期评论》主编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的委托，开始潜心研究和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后来《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认为陈望道可胜任《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任务。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通过克服重重困难，陈望道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把这部《共产党宣言》全部翻译出来了。4月下旬，陈望道兴冲冲地带着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 连同日文、英文版书稿一同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李汉俊、陈独秀很快校阅完毕最后经陈望道再次改定。《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准备由《星期评论》连载发表，但没有想到译稿完成后《星期评论》却已被迫停刊。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只好筹措经费 由“社会主义研究社”秘密印刷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单行本。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促使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在上海正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于当年11月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文字只有两千多字，但转述和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要通过共产党组织领导劳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明确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表明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新型政党已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中国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早期共产党员及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声源来自信阳农林学院广播站陈梦丽）